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加速重构。面对人口老龄化与新发突发传染病风险交织的挑战，2025 国际旅行健康大会于9月26日-27日在北京召开。大会汇聚500余位国际组织专家、卫生健康、疾控、文旅等领域代表，设开幕式、主旨报告、三大分论坛等环节，聚焦“全球卫生治理、健康旅行理念、高质量创新发展”，推动“医防融合”与“人工智能”协同，为旅行健康产业发展探路。
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院院长任明辉在大会发表主旨报告，以全球视野深入剖析国际旅行健康领域的核心挑战，直指当前治理体系短板，并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，为构建高质量全球旅行健康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。

 「从风险剖析到路径构建，解码全球旅行健康治理」

Part.1 报告开篇：从大众感知切入，点明国际旅行与健康的紧密关联

（报告发言）感谢杨院长，也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在这里分享关于国际旅行与健康的感悟。首先我们谈谈国际旅行健康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，尤其作为国人，我们对旅行与健康的感悟或许比其他国家更深刻。大家何时开始意识到国际旅行与健康的关联如此密切？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经历：旅行前被建议接种疫苗、提前了解目的地卫生防疫情况，或是听闻亲友因旅行感染输入性疾病，比如近期的登革热、输入性疟疾。这些都是现实中旅行与健康相关的体现，而国际旅行与各国卫生安全的关联更深远。如今有句通俗的话：传染病的跨国风险，有时仅需一架航班的距离，甚至可能是一道国境线、一个邻村的距离——中国边境线漫长，不少边境村落跨国而居，健康风险就在邻里之间。

Part.2 核心风险：归纳国际旅行带来的三大健康威胁，结合数据佐证

1. 传染病跨界风险：气候变化与旅行场景双重加剧传播

（报告发言）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，人流、物流日益频繁，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与美好生活的同时，也面临着健康风险。我将这些风险大致归纳为三类：一是传染病跨界风险，二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跨境风险，三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跨境风险。

关于传染病跨界风险，此前几位讲者已提及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关联。目前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时代升高1.2℃，科学家悲观预测，将气温控制在1.5℃的全球目标几乎难以实现，人类正朝着不可逆的2.2-2.5℃迈进。受此影响，虫媒传染病的分布范围不断向北扩张：2025年欧洲登革热本地病例达480例（当前数据或已更新），较2020年增长 150%；美国佛罗里达州首次出现本土传播的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；2015-2025年十年间，欧洲白纹伊蚊的分布纬度向北扩展 2.5个维度；中国登革热流行季节从过去的118天延长至179天，因气候变化导致的跨境传染性疾病病例增长120%。

此外，不同旅行场景也会加剧传染病传播风险。以大型游轮为例，2023年全球游轮游客量达3170万人次，密闭环境易导致传染病在乘客与船员间快速传播。数据显示，游轮相关传染性疾病中，新冠占57.7%、流感占23%、胃肠炎占11.5%、水痘占7.7%。同时，奥运会、宗教朝圣等大型聚集活动，也会显著增加传染病跨界传播风险。2025年沙特报告11例侵袭性脑膜炎球菌病例，均发生在朝圣期间，且截至2025年3月，仅 54% 的国际朝圣者按要求接种了脑膜炎球菌疫苗。

2. 慢性非传染病风险：聚焦老年人、儿童及长期旅行者群体困境

（报告发言）第二类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跨境风险，大家可能会疑惑这类疾病为何与国际旅行相关。首先，国际旅行者中18%为老年人，他们免疫力下降且多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基础病，长途旅行的健康风险较高；其次，儿童跨境旅行者有特殊医疗需求，但目的地往往难以提供充足保障，且仅45%的儿童按要求完成旅行所需疫苗的全程接种；此外，30%的长期跨境旅行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，却仅有15%能在旅行中或目的地获得所需的心理支持服务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60%的老年旅行者患有基础慢性病，28%的老年人因携带药品入境时各国标准不一，遭遇诸多限制。

（报告发言）最后一类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风险，即大家常说的抗生素耐药。2024 年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的报告显示，12例与国际旅行相关的脑膜炎球菌感染病例中，11例有抗菌检测数据，其中3例确认对环丙沙星耐药。可见，耐药菌正随着国际旅行跨国传播，成为新的健康威胁。

（报告发言）面对这些由旅行带来的健康挑战，我们现有的国际卫生治理体系是否足够应对？遗憾的是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当前国际卫生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障碍与失衡，治理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特征，过去三年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经历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理中的不足与短板。

（报告发言）在数据层面，全球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，导致健康数据无法实现全球论证与共享，更难以建立有效的国际旅行疾病监测、信息追踪及传染病及时报告体系，这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应对旅行健康风险的能力。

（报告发言）在能力建设层面，各国虽按《国际卫生条例》要求加强核心能力建设，但进展不均衡。《国际卫生条例》明确要求入境口岸需具备应对跨境传染病传播的核心能力，然而仅80%的研究提及相关港口具备基础能力，仅35%的国家认为其口岸达到世卫组织核心能力标准。非洲80%的陆路口岸未配备体温检测器，发展中国家仅47%的口岸有专业检疫人员培训。更关键的是，不到20%的国际发展援助经费流向最需要的国家，且其中极少用于口岸卫生监测能力建设、人才培养与数据系统搭建，导致越需要加强能力的国家，越面临资源短缺的困境。

（报告发言）在治理主体层面，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本应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，其组织法明确赋予其制定标准、推动国际法实施及助力各国加强能力建设的职责，以构建完整的国际旅行健康体系。但目前WHO面临严峻挑战：美国已明确提出退出WHO，阿根廷随后也宣布退出，且越来越多国家大幅削减对WHO及全球卫生发展援助的经费支持，导致WHO自身难以维持核心能力，更无法有效支持全球卫生体系建设。此外，国际海关组织、国际旅游组织、国际民航组织及国际旅行协会等机构，与WHO在旅行健康治理中缺乏协同，未能形成闭环治理体系，这也是当前国际卫生治理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挑战。

（报告发言）当前国际卫生领域有多项法规可作为旅行健康治理的依据，除《国际卫生条例》外，还有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《母乳代用品条例》《大流感毒株分享与利益分享框架》等；此外，WTO关于知识产权灵活性的政治宣言，以及《世界人权公约》《生物武器公约》《儿童权利公约》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（健康议题已纳入其讨论范围），也可为解决旅行健康相关法律瓶颈提供支持。

（报告发言）除《国际卫生条例》外，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国际法 ——《大流行协定》（Pandemic Agreement）。该协定共三章30余条，核心是凝聚全球团结合作力量，推动疫情应对中的合作开发、研究与分享，保障供应链稳定并建立资金机制。不过协定仍存在未解决的争议，其中最核心的是第二章第12条 “病原体获取与收益共享”：富裕国家希望疫情高发且研发能力薄弱的国家尽快提供病原体，却不愿分享后续研发的疫苗、药品及经济收益；发展中国家则主张，提供病原体与相关信息的同时，应获得合理利益支持，否则将导致治理体系不公平 —— 若仅分享毒株与信息，却需以高价购买发达国家研发的医疗产品，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。目前这一条款的实施细节仍在讨论中。

（报告发言）第二是优化协同援助，整合资源。中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卫生领域有诸多项目，但资源分散、精准度不足，未能聚焦这些国家的核心需求。未来应整合援外基金、海外工程、援外医疗队、留学生培养项目，以及中国对联合国、WHO的自愿捐款，针对性加强重点能力建设，确保资源用在关键领域。

（报告发言）第三是发挥数字技术优势，推动数字赋能。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有显著优势，可依托这一优势建立全球旅行健康数据共享平台，通过平台及早获取健康数据、识别高危人群，提升诊断精准度与疫情防控针对性。

本次大会由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（北京）指导，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、北京市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心、北京市态靶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联合主办，北京松澜旅医科技有限公司承办。作为大会承办方，松澜旅医在本次大会期间，同步发布国内首个 “旅行医学AI知识库”——整合国内外700城市健康数据、4400万+医学文献指南、1000+ 国际健康风险因素等资源，构建“AI 模型+知识图谱”的技术支撑体系，这与任院长提出的 “搭建全球旅行健康数据共享平台” 理念相呼应，可进一步为旅行者、医疗机构提供精准健康参考。